党政一把手掐架频现:相互威胁 双双落马(图)

例如，程啸认为，民法上不应当简单地通过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固定为个人信息权并确定各项权能的模式来保护个人信息，[7]查阅权、复制权、可携权等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都不属于独立的人格权益，而是个人信息权益的权能。

在适用标准上，不同于刑事诉讼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标准，监察活动中认罪认罚的标准为主动性，审查标准更为严格。总的来说，纪检监察部门应遵循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救济(追责)的原则，建立健全日常性反腐败合规体系。

同时在事后的合规救济与追责阶段，做好与外部纪检监察机关的协调衔接。对于单位职务犯罪，检察机关并非无案可办，而是另有顾虑。本文试图提出监察合规的概念，系指监察机关以及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对企业合规过程的参与。在涉企合规案件中，监察机关监督的着眼点主要在承办检察官，即采取的是对人监督模式，通过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适用，杜绝合规案件磋商过程中检察官被涉案企业贿赂的风险，确保承办检察官职务行为的清廉透明。（二）监察合规的国有企业侧面 1.实现纪检监察和法务部门的分工负责 首先，应当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企业合规管理的全过程。

（四）企业合规监检衔接的制度突围 企业合规的有效开展有赖于监检衔接的进行。长远来看，监察法的修改应针对现行两种刑事诉讼法修法思路采取不同范式。而宪法修改草案初稿的完成，尚且有待彭真阶段的加速，尤其是1981年10月5日至11月中旬的玉泉山集中27——苦力班子夜以继日，上午、下午、晚上，每天三班倒，日夜伏案起草宪法修改草案，28终于拿出了宪法修改草案的第一稿。

正是带着这一问题意识梳理历史文献，以此去理解八二宪法的诞生，本文在理论层面上也能作由史入经的尝试。对照《彭真年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1981年下半年是宪法修改草案形成的关键阶段，而后者没有任何记录。在构筑整体拼图时，我们经常会遇到某个板块的缺失，这就要求我们基于已知对空白脑补，或许未来公开的材料会证明之前某处的推断并不准确，就好像历史研究中出土材料证伪了传世文献。关于这段历史，宪法学界有一种误解，认为亲历修宪的先生们已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甚至把他们的著述直接当作历史本身。

⑦彭真针对为什么要修宪有个简短的解释，现行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同现实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有必要对它进行全面的修改。在这一逻辑中，《决议》就是宪法修改草案在形成时所需的共识，它的通过意味着若干重大问题得到了解决，修宪有了权威的依据。

邓小平在1982年2月同彭真等人讨论修宪时曾说：新的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肖蔚云曾以秘书处成员的身份参与宪法修改，在宪法通过当月，他在北京市的学习新宪法辅导报告中就谈道：在全民讨论时，不少同志提出，最怕宪法不稳定。处在历史转折期，这个文件全党全国都在等，如邓小平所言：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67如许崇德晚年感叹，后来人洞悉史情，了解今日宪法与宪政之所由来，才能形成对我国宪法的热爱。

当时参与秘书处工作的许崇德说：任务是调查研究，草拟宪法条文及其它的有关文件，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班子。24这五次讨论稿的形成时间分别是1981年2月20日、2月28日、4月1日、4月20日、5月1日。⑤立新既确立了全面修宪的必要性，也设定了修宪的主旨以及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最终形成了新宪法的基调。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

44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彭真文选（1941—1990）》，第435页。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全国人大要有固定的会期，而固定会期基本上是六届全国人大任期后半段开始形成的惯例。

29综合各方面史料，包括《彭真年谱》《胡乔木传》和王汉斌的访谈资料，我们大概可以判断草案第一稿是在1981年11月19日形成的。最早在7月15日，彭真就表示过，序言要有，写历史，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关于要写的，他们必须决定怎么写，哪些要写得堂堂正正、理直气壮，66哪些要宜粗不宜细，在要不在繁。毕竟，七年中间三部宪法就是此次修宪最直接的历史背景，那么检验新宪法是否成功就有一个关键的标准，即新宪法是否稳定，能否既经受实践的检验，又经受时间的考验。③恒纪元以及与之相对的乱纪元，出自《三体》，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两者互为对方的间隙。设想我们身处1983年，面对这部刚刚通过的宪法时，我们不太可能称它为八二宪法，也只有当这部宪法不那么新了，形成属于自己的历史之后，八二宪法这个称呼才有意义。51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第406页。不管谁说的话，又算数又不算数，对的算数，不对的不算数，要畅所欲言，知无不言，69这是彭真1981年10月在玉泉山集中前对修宪工作的指导意见。

同时他也注意到，修宪讨论中，由于对一些重大问题存在意见分歧，没有形成基本共识，以致八个月过去了，还没有拿出一份各方面都能大体接受的修宪草稿来。首先是1980年9月至1981年6月的胡乔木阶段，紧接着是1981年7月开始的彭真阶段。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宪法要在文本内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而根本之意要求只要写入宪法，就不可轻易改变——非要变，也必须经过比修法要求更严格的修宪程序。38虽然我们无法得见这些文件，但新宪法要不要序言作为胡乔木阶段一直存有争议的问题，一定位列其中。

下面我们要进入此次修宪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修改草案，限于篇幅，在此仅处理两个重大问题。57肖蔚云：《论宪法》，第188—189页。

41《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第55页。当时的现行宪法，即七八宪法实施不过两年半，是由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1978年通过的，它替代的是七五宪法，1975年由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17其二，目前国家正在进行体制改革，有些重大问题正在实践研究解决过程中，这个表述相比之下就有具体所指——历史性的转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其间必然包含着种种纠葛、延迟甚或反复，但处于转变之际，哪些旧的构成了要去否定的乱，哪些复归的正又要成为新的，在修宪时可能未必泾渭分明。35《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7页。

回顾中国立宪史，1949年之前政治动荡，宪法文本在面对政治硬实力时往往就是一纸空文，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多变也曾是宪法政治的基调。30胡乔木搭建起秘书处的班子，对相关工作做出安排后，就回到《决议》的起草工作，把起草宪法修改稿的任务交副秘书长胡绳、王汉斌先行负责。

王汉斌说：我国从1975年到1982年，七年中间接连搞了三部宪法，反映了当时国家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9页。

62大约一年后，也就是全民讨论阶段过后，彭真说：到了这个时候，修改宪法采取什么态度？一句话：定。当然，减法不可能凭空做出，必定表现为对某种修宪意见的回应和处理，那么继续追踪这个问题，我们尚需找到区分宜写入或不宜写入的标准。

13就此而言，当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1980年设定要在四次会议审议新宪法的草案时，与其说是给修宪留下一年的时间，不如说是要在下一次有权通过宪法的机构开会时完成任务。第二，宪法要有稳定性，规定了是要执行的，只能写现在能定下来的、最根本最需要的东西。68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第2页。40年后，当我们对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时，重温这种精神也许正当其时。

这一点，作为我国宪法学研究的基石问题，恰恰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千万不要以为关于现行宪法的原始文献只有彭真就宪法修改草案所作的报告，至少本文注释就可以呈现出一个关于八二宪法起草文献的书架，上面分门别类摆放着各种材料。

（一）为什么要修宪？ 1980年8月，邓小平在论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提出了六项重大改革，排在第一的就是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聚焦彭真和胡乔木的交接，至少能下一个判断：由于种种原因，胡乔木阶段的进度未赶上预期。

45当新宪法确立后，如何保证其稳定性？如果说法条和现实之间早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适应，那么如何设计文本才能让这种不适应来得慢一些，也平缓一些？从修宪参与者的言与行中间，读史者可以发现非常清晰且自觉的表述。有些重大问题正在实践研究解决过程中——正在解决，也就是尚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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